关于加入WTO的很多对策，皆倡导进步劳动密集型行业，以此为基础达成产业升级，最积极的思想不过“为国际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配件，或者从事其中手工装配那一部分”，至于进步独立的常识产权和策略产业，极少有人倡导。除去那些有意配合国际资本，误导中国策略进步的利益驱动和立场问题不谈，仅就认识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贸易”，厌恶国家保护，怀疑中国人的革新能力，脱离大国特点等一系列误区，而忽略“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可能是理论误区之所在。本文从讲解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开始，论证中国产业的升级，不应仅仅借助现实比较优势，同时应该是国家有意识地支持企业，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过程。借助现实比较优势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关系，不是前后顺序进步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关系。

一． 比较优势的动态性


国际贸易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论”。

大家常见觉得，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思想，是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而倡导国家保护的德国历史学派才倡导“培养动态比较利益”。实质恰恰相反：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利益，从来就是动态的，进步变化的，没有什么“静态比较利益”。只是在具体问题上，大家一般要从现实存在的比较优势出发，并且有意无意地，主动被动地，把它长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论”中，就承认比较利益的动态性。他把绝对优势分为两大类，第一是自然优势，第二是“获得性优势”，指工业进步所获得的经济条件，二者结合构成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出口某种商品上具备的劳动生产力的绝对优势。获得性优势包含资本和技术原因有哪些用途，因此绝对优势应该是动态的。（杨圣明等，1999）李加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论”证明了，生产力不同进步水平国家之间可以参考相对优势进行交换，双方获利。

H—O—S模型以资源禀赋理论为基础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用其丰富要点的商品，进口那些密集用其稀缺要点的商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点得到有效配置，产品和生产要点的国际移动，可以促进“要点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这当然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商品而出口劳动密集商品，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讲解是：美国熟练劳动比较充裕，所以出口很多熟练劳动型的商品，这可能是刚开始的“人力资本”定义，这就使比较优势愈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形成的。

在微观理论方面体现比较优势动态性的，是商品寿命周期理论。处于革新期的新品，事实上是常识技术密集型的；进入进步期即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

进入成熟期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基本成为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地也伴随寿命周期变化而从技术革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巴拉萨在1979年提出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假设各海外贸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生产要点积累情况而飞速改变。他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印度东盟，等每个阶梯，比较优势可以逐级替代。他的动态产业升级国际分工模式与东亚区域的“雁形进步模式”相似，强调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和某种生产要点迅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

但实证剖析证明，很多进步中国家在国际市场角逐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很难升级。于是，争论就转到了：假如市场经济不可以够自动促进比较优势升级，那样国家保护是不是可以促进？可能，成效更坏？----这才是“经济自由主义主流派”，和90后派争论的焦点。

比较利益理论的应用，与国家利益密切有关。自由贸易论者倡导以现存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代表的是发达国家，尤其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们有意识地淡化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保护主义者代表进步中国家利益，尤其是那些具备进步潜力和欲望的，处于赶超发达国家时期的，进步中大国的利益，所以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并且进一步倡导国家保护幼稚工业，由于所谓“国际市场经济”，已经被发达国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参与者。进步中国家需要依赖国家力量，以关税或进口配额作为工业化起步的暂时手段；而依赖市场力量，则根本没办法达成比较优势的升级。

历史的进程和逻辑基本一样。

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 世纪20---40 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的飞速复兴，是因为美国的打折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倡导国家扶植需要弹性高，可以促进社会生产率提升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功。旧中国工业进步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原因，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把关税减少到5%，从而没办法保护民族产业。

战后初期，进步中国家风靡保护主义，70年代将来由于成效不佳，自由贸易理论占了绝对的优势。

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理论模型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防止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消除生产和消费扭曲，并产生额外的收益。作为一个没办法影响海外出口价格的小国，关税会扭曲生产者和买家行为的经济动因，自由贸易可以消除扭曲并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据估计，贸易保护的本钱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如下：巴西9。
5%（1966）， 菲律宾5。。
2%（1978），美国0．26%（1983）。

小国和进步中国家从自由贸易中获得额外的收益，第一是规模经济，阿根廷因为限制汽车进口，在1964年有13家汽车生产厂家，生产16。
6万辆汽车，而一个有效率的汽车生产厂家年产量应该在8-----20万辆之间。第二是为企业家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改革机会，发现出口机会。第三，非自由贸易的任何政策，最后都会被政治决策过程所扭曲，利益集团会控制政策，在有政治影响的部门中进行收入再分配。

倡导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依据是国内市场失灵论：生产者剩余不可以正确衡量本钱与收益，缘由是国内市场没发挥应有些功能，如结构性失业，资本不可以向高利润部门飞速转移，新兴行业的技术外溢。次优理论觉得，假如某一市场不可以正常运转，那样政府对其它市场的不干涉政策不再是最佳选择；假如某种商品的生产能产生除生产者剩余以外的边际社会收益，那样征收关税就可以使社会福利得到改变。真的需要保护的幼稚工业应该与一种具体的市场失灵相联系，这种市场失灵使得私有市场不可以以应有些速度进步这一产业。有两种状况：

1．不完全资本市场：进步中国家没一整套金融机构，如有效率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使传统部门如农业的储蓄用于新成长部门，如制造业的投资，那样新工业部门的增长将会遭到这类工业目前盈利能力的限制，最佳政策是打造健全的资本市场，次优政策是以保护提升其收益，使这类工业更快成长。

2．免费占用：新产业的先驱者需要支付起步本钱，并且创造出有形商品以外的无形利益，如常识和新市场，政府应该补偿这部分无形贡献。

自由贸易论者对于保护主义的批评是：

第一，国内市场的失灵应该以国内政策来纠正问题产生的根源，对生产者的补贴比征收关税成效更好，间接的政策会致使社会其他部分行为的扭曲，用贸易政策处置国内市场失灵只不过次优，不是最佳。

第二，进口替代会恶化二元结构。在欠发达国家，资本密集，高薪资的现代化部门，与很贫穷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称为“经济二元化”，这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制造业每一个工人的产值比其它部门高得多，产品价格比农商品高几倍，薪资比农民多10倍，资本密集度比农业高得多，但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非常低。假如经济可以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可以增加产值，对制造业的关税保护可以从上述“薪资差别论”中得到支持。
1970年哈里斯和托达罗指出，制造业吸收一个农民，可能致使更多的农民离开农业，增加城市失业。自由贸易论进一步指出，制造业的高薪资是进口替代下，免受外国角逐的工业中工会垄断导致的，自由贸易会减少工业薪资，提升农业薪资。

第三，进口替代促进制造业资本密集度过高。汇率高估和进口设施低关税，鼓励国内企业用进口投入品，浪费了外汇，提升了资本-产出比率。加上低利率，资本的本钱大大低于其相对稀缺程度。在过量用进口产品和资本时，就业的增加极少，劳动本钱高昂，恶化了收入分配。

第四，进口替代的宏观成效不好。国内生产增加不快，进口占GDP的比重没降低，进口没被“替代”，只不过由消费品转移到中间商品，进口结构有了提升，经济对于世界市场的依靠不但没降低，反而加大了。在出口和外汇储备降低时削减进口，过去是削减消费品，目前是削减中间商品和资本货物，导致经济波动。高关税在降低进口的同时降低出口，通过保护进口替代工业，政府把资源从现有或潜在的出口部门转移出来。高本钱迫使政府给予高额财政补贴，才可以出口。出口多元化与进口替代是不相容的。 出口收益的变动直接影响产出，就业与增长。进口替代还有限制后向联系的倾向，消费品工业打造后，就要谋求对自己用的进口中间商品降低关税，抑制对后向工业的投资。进口产品愈加多，国内经济增长常常遭到外汇缺口和进口的障碍而放慢。

第五， 自由贸易论者进一步从政治决策过程批评保护主义，觉得贸易政策政策常偏向于较小的，较集中的利益集团。奥尔森指出：代表团体利益的政治行为或有利于团体中所有成员，而不只有益于推行这一行为的个人。政治中公共商品的特征，意料之外着在大体上损失巨大，但任何个人损失都非常小的政策不会遭到有效的反对。集体行动的难点，只有在规模比较小的群体中（每一个人可以从有利的政策中获得较大利益），和组织好的集团中（组织的成员可以被动员去维护组织的利益），才能解决。用政治学的定义，就是某些团体的“利益密度”比较高。这类集团人数少，组织本钱低，争取到利益后，每一个人分到的份额大。在美国风靡公开的利益集团政治，大多数保护集中在农业和服饰业，美国贸易限制每年给美国社会带来150亿美圆的本钱，其中纺织和服饰占100亿美圆。日本和欧洲对农业的高度保护，是由于农民人数少，组织好。为了消除政治上的障碍，通过一系列政府间国际谈判，把降低进口限制与促进出口联系起来，使不一样的利益集团互相制约，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假如一国政府把别国的政策视为既定，它就必然会选择保护。这就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各国政府为了使我们的决策最佳都会选择保护，但假如不选择保护，它们的福利都会得到改变。贸易保护，武装冲突和军备竞赛都是一样的。应该保护的只能是新产业而不是任何产业，但保护一旦推行就总是过多。在一些国家的实质保护程度，比关税要高得多，拉丁美洲国家的行政保护，等于200% 的关税率，生产本钱高于所替代商品3--4倍的企业，也可以存活。新产业的保护成效也未必就好，由于既得利益集团会获得大多数利益，使幼稚工业很难成长，长期地依靠保护。

第六，进步中国家在二战将来纷纷采取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策略。方法是：确认有巨大国内市场的进口商品，确保本国的技术条件或外国投资者可以生产它们，然后设立贸易壁垒，提升国内价格使投资者有利可图。消费品工业将第一成为投资目的。进口替代策略在很多进步中国家的确培养了一批产业，但幼稚工业并没成熟和进步起来，仍然缺少国际角逐能力，甚至需要新的一轮引进和保护。说明保护主义理论的对于幼稚工业进步的期望过高了。进步中国家的国内市场非常小，达不到规模效益，也缺少熟练劳动力和必要的社会条件。当出口导向型的“亚洲奇迹”出现将来，进口替代遭到冷落，并演变成一种以较温和的，市场导向的结构政策推进，较少教条主义的形式。

自由贸易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主导原则，在实践中依赖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将它变成国际规则，依赖霸主地位推行，以GATT为框架，拓展多轮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将自由贸易原则扩大到投资范围。进步到WTO，主要原则是：

------非歧视的，即一国不应在其贸易伙伴之间导致歧视，他们都被平等地给以“最惠国待遇”，一国也不应该在本国和外国的商品，服务或职员之间导致歧视，要给以他们“国民待遇”；
------更自由的，通过谈判使贸易壁垒不断降低；
------可预见的，外国公司，投资者和政府应相信贸易壁垒（包含关税，非关税壁垒及其他手段）不会随便增加；在WTO中，愈加多的关税税率和市场开放承诺得到“约束”；
------更具角逐性，不鼓励“不公平的”做法，如出口补贴和为获得市场份额而以抵于本钱的价格倾销商品；
-----更有益于欠发达国家，给以他们更多的时间进行调整，更多的灵活性和特殊权利。
WTO与GATT的主要不同是：
------GATT是临时性的，没得到成员国立法机构的批准，没打造组织的条约；
-----WTO及其协议是永久性的，拥有“成员”，而WTO只有“缔约国”；
-----GATT处置货物贸易，WTO还涉及服务贸易和常识产权；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比WTO速度更快，更自动，作出的裁决不会遭到阻挠。


二．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


剖析加入WTO对中国产业的影响，实质是剖析中国产业参与国际角逐的过程。我根据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劳动---资本密集，资本密集，资本---技术密集，技术密集，独立常识产权的顺序，一一解剖。

1949---1978年中国的计划经济和高度保护主义，虽有布局错误，但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
1949年中国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是1：9，到1978年达到7：3。中国拥有了原子弹，卫星和强大的机械加工工业，在1980年独立设计制造了150座的大型民航客机。这是以国家力量创造动态比较利益的结果，成功大于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保护主义第一在理论上被自由贸易理论所代替，中国立足于市场经济，发挥现有比较优势并且有所升级，出口从1978年的95亿美圆增加到2000年的2500亿美圆，外贸占GNP 的比重，（外贸依存度）从10%提升到47%。两个时期都有自己特定的国内外环境，都有成功和失败，不可以以一个否定另一个。但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和策略，表现为互相对立的理论斗争，则是很明显的。

出口第一阶段是80 年代中期以前，资源密集型初级商品占出口50%，其中石油占25%。
1992年出口1亿美圆以上的商品中，纯资源类农矿商品 28 种，资源密集型（行业物质消耗率70% ）商品20 种，共48种，占出口46%。劳动密集型特点（行业产值中活劳动消耗 8 % 以上）36种。中国出口资源本无比较利益，17大类出口商品中，只有石油，煤炭和建筑材料盈利。将来经济飞速进步，农矿商品和资源优势丧失殆尽，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资源进口国。

第二阶段，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为主。机械和运输设施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7年的4。
4%，上升到1994年的18%。
1989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85。
6%。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加工贸易，是劳动密集商品，工业制成品出口，取代资源密集商品的决定性原因。

第三阶段，1994年将来，工业制成品出口向深加工进步。技术和资本含量较高的机电商品成为第一大类，1995年出口435 亿美圆，1年增加37%，占出口的29。
5%，超越了纺织品的25。
5%。
2000 年中国造船业总产值 300 亿元，成为出口支柱产业；机电商品计划出口可能1000 亿美圆，占出口40%。这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资本密集型进步。


表 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转移状况

农商品 矿商品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制造业
１９７８年
产品比重（％） ３６? １７? ３１? １５? ４６?
世界市场份额（％）０．５ ０．５ ２．２ ０．２ ０．６
比较优势指数? ２ ０．７ ２．９４ ０．３２ ０．８
１９８５
产品比重 ２１．７ ２８．８ ３５．５ １２．９ ５０．４
市场份额 ２。３ １ ５．２ ０．４ １．２
比较优势指数 １．５ １．３ ３．３ ０．２６ ０．７８
１９９０年
产品比重 １２．４ ９．４ ５０．８ ２６．８ ８０．１
市场份额 ２．４ １．６ １０．３ １．２ ２．８
比较优势指数 ０．９３ ０．６ ４ ０．４７ １．０８
１９９３年
产品比重 ９．２ ４．７ ５６．８ ２８．８ ８７．９
市场份额 ３ １．６ １７．４ ２．１ ４．８
比较优势指数 ０．７１ ０．３８ ４．１３ ０．４９ １．１４

注：比较优势指数，指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为中国出口产品比重与世界出口产品平均比重的比。
资料来源：宋立刚《贸易自由化与产品结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贸易体制改革与贸易自由化”首次学术研讨会.



以劳动换取资源和技术，为中国现实比较优势所决定，长期亦很难改变。中国粮食总产为10000亿斤，产品率35%，与美国双边协议进口的粮食，占中国产品粮的20%。中国小麦价格已高出国际市场价格16.57%,玉米高出38%,大米高出63.5%。进口粮食在所难免，这等于进口外国的土地，石油和水。每生产1吨粮食，要耗费1000吨水，节省资源对于中国是尤为重要的。至于增加农民收入，不可以依赖生产粮食，而应该通过农村城镇化等多种渠道解决。当然中国有自己基本的粮食安全线，不可以过多依靠进口。中国人是自己整治国土，还是依靠进口，这是长期的存活与角逐策略问题，是对政府能力的根本考验。